与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现有工业体系也是建立在高强度的碳排放之上的。按照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要求，以风电、光伏发电、水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将替代煤炭、石油成为新的生产力。原先的高碳工业也必须适应新的生产力。

 

 

从内部环境看，中国能源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延续既往的思路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全球气候环境问题也要求中国必须改变高碳的能源结构和工业体系。从外部环境看，同样要求中国大幅降低碳排放。

 

全球主要经济体已经开始对碳排放进行定价，中国产品将面临碳关税壁垒。以欧盟为例，2021年年中，欧盟碳排放成本已经达到56欧元／吨的历史高位，较年初上涨了超过50％，且未来还将进一步上涨。

 

欧盟即将出台碳边境调节机制，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差价税。美国和英国也正在酝酿类似机制。如果中国制造不实现零碳转型，中国贸易出口将为此付出巨大成本并失去竞争力。

 

有人认为，当前可再生能源成本仍然不够低，如果工业体系全部采用可再生能源，将失去竞争力。实际上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在国内，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开始赛跑。在国际上，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赛。跑在前面的企业不但不会死，而且还会持续不断地吸取落后企业的利润，直到落后企业的利润被吸干而退出。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加快打造基于零碳能源的新工业体系。

 

从国内外形势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口红利已经日渐消失，这些产业将面临向海外转移的风险，而在中国内部，西部、北部地区大量人口在东部、南部沿海城市打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如何实现部分产业向内部转移：打造零碳新工业，既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又解决中西部的就业问题。

 

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仅将获得“绿色通行证”，绕开碳关税，而且还会因减碳而降低成本。中国制造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国也将从“人口红利”转向“绿能红利”，成为全球零碳新工业的中心。

 

这既畅通了国内大循环，又联通了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已经具备这一条件。能源行业本身正从“资源特性”转向“科技和工业特性”，风电、光伏和储能成为“新煤炭”，氢能和动力电池成为“新石油”，能源行业将成为“新工业”的排头兵。

 

零碳新工业体系的建设，将使产业各领域的技术路线和生产装备产生重大变革和转型升级，也会为物联网、云计算、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

 

“三北”地区拥有打造完整零碳新工业体系的优势。从生产力角度看，东北、华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是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中国80％的风能、90％的太阳能分布在西部和北部，80％的水能分布在西南部。铁矿石、铜、铝等矿产资源也主要分布于此。这里不仅资源丰富，而且成本较低，可以为新工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虽然当地的绿色电力可以通过特高压、超高压等电网输送到中东南部区域，但是有很大局限性。

 

首先是输配电价较高，特别是高耗能、对于电价较为敏感的行业，很难在“双碳”压力下在东部区域继续生存；

 

其次是我国电力输送的能力有一定限制，输电网络有地理要求，不可能将全部资源或绝大部分资源都输送到中东南部区域；

 

最后是“三北”地区也有发展经济的动力和压力，如果绿色电力能够吸引大量企业前往当地投资，当地政府会更愿意将绿电留在省内消耗，创造出更多的GDP。

 

在“三北”地区建设大规模新能源基地，匹配更具国际竞争力的零碳新工业，可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进而带动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

 

事实上，中国工业企业的地理布局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只是许多人尚未察觉。前面章节我们提到过，近几年，中铝、魏桥等高耗能企业已经纷纷在云南投资建设电解铝工厂，以利用当地便宜的水电资源。

 

在“双碳”目标提出之前，高耗能工业向水电丰富的区域转移，主要考量的是成本的下降。而“双碳”目标提出后，这一颇具慧眼的战略转移同时破解了碳成本难题。

 

在北方区域，为了降低用电成本和碳减排压力，政府兴建的一个个低碳、零碳产业园区拔地而起。

 

在吉林白城，全国第一个“绿电产业示范园区”落户这里。

 

以白城市洮北区为中心，整合100千米半径内的2300万千瓦风电、光伏资源，可提供550亿千瓦时的绿色电力，当地政府以洮北经济开发区为依托，规划建设绿色新材料、绿色冶金、绿色装备制造、绿色大数据、绿色食品及医药健康、绿色氢能、绿色化工七大专业园区，吸纳具有高投入、高产出、高技术、高附加值为特性的产业化项目。

 

当地企业原本从电网购买电力，价格高达0.428元／千瓦时。而按照远景科技集团与当地政府一起制定的零碳产业园规划，新能源为园区直接供电的价格只有0.26元／千瓦时，让园区内企业综合用电价格可以降至0.38元／千瓦时以下，电价降幅32％，既解决了高用电成本问题，又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

 

同样的故事也在鄂尔多斯上演。

 

自“双碳”目标提出后，这座曾经创造过奇迹的资源型城市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内蒙古地区一年碳排放量约为7亿吨，鄂尔多斯就占据1／3。

 

事实上，鄂尔多斯拥有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按照远景科技集团联合鄂尔多斯市政府规划的零碳工业园构想，周围将规划大量的风电、光伏电站为园区输送绿色电力，价格仅为0.2元／千瓦时左右，未来这一价格伴随风电、光伏发电成本的下降还将进一步削减，而当地原先的工业企业从电网购电，即便按照政府给出的优惠电价也有0.26元／千瓦时。

 

鄂尔多斯当地拥有33万辆重型柴油卡车，如果全部换成换电重卡，运行成本不足柴油重卡成本一半，即便按照0.26元／千瓦时的电价算，一年仅此一项就可以节省300亿元运营费用，这还不包括碳排放成本。

 

这些重卡每年碳排放达到3000多万吨，如果按照目前国内50多元／吨的碳交易价格，理论上其应该支付的碳成本将高达15亿元。

 

如果这些柴油重卡全部换成换电重卡，需要投资120万千瓦风电厂或相对应的的光伏电站，才能满足其用电需求。重型卡车生命期比较短暂，一般每5年就需要更换一批。

 

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成本还在不断下降，当地还可以规划绿色氢能，绿色电力和氢能将为汽车、钢铁、电解铝、甲醇等工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和原材料，既节省了成本又大幅降低了碳排放，未来甚至可以实现完全零碳排放。

 

所以无论是换电卡车企业、风电光伏企业还是其他相应的工业企业都有强劲的动力在当地设厂。

 

绿氢产业是联结鄂尔多斯可再生能源和工业体系去碳化的重要枢纽。目前，内蒙古地区风电度电成本可以实现0.1元，电解水制绿氢成本可降至10元／千克，但煤制氢成本在6～8元／千克，随着碳排放成本计入，绿氢比灰氢将更具成本优势。

 

煤化工现在是鄂尔多斯的支柱产业之一，绿氢未来将重构煤化工产业，绿氢与捕集到的二氧化碳经过工业化学反应衍生出甲醇、芳烃等将构建新兴化工产业。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零碳工业的未来图景：高炉焦炭炼钢将转向绿色氢气炼钢；汽车船舶的燃油系统将被动力电池和氢燃料电池所取代；绿电制氢生物合成技术将取代使用化石原料的传统化工，生产出零碳并可回收的材料。

 

因此从布局上看，未来中国主要基础产业的地理分布将出现明显变化。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及其团队做过深入研究，他们在《零碳电力对中国工业部门布局影响分析》一文中分析道，考虑多种实现产业深度减排技术的情况下，不少产业将转向可再生能源富集和低成本地区，特别是光伏发电成本优势地区，以实现本地光伏发电、制氢、产品制造的系列化。

 

未来，钢铁、乙烯、苯、合成氨、二甲苯、甲醇、氢等制品工业将逐渐从中东部地区向西南和“三北”地区转移。西南和“三北”地区等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区域，将兴起零碳产业集群。

 

这些产业的转移将进一步带动下游产业的转移，而本地生产下游产业的产品将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产业地理格局变化，将推动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工业部门布局发生变革。而这些变化，也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相一致。

 

从中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看，未来高耗能行业将加速逃离这里。虽然海上风电、分散式风电和分布式光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绿色电力，但是远远满足不了高耗能行业对绿色电力的需求，在成本上也缺乏竞争力。当地的发展重点应该转向高科技行业、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行业。

 

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度占据半壁江山。尽管工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42％一路降到2019年的32％，同期制造业占比由32.5％降到27.7％，但依然是中国经济的顶梁柱。

 

所以建立零碳新工业体系，成为适应国际新形势的必要条件。我们只能适应且必须取得胜利。2020-2030年，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十年，也是中国建立零碳新工业体系的宝贵机遇期，中国有条件也有能力站在这场新工业革命的前沿。

 

在迈向碳中和的历史关口，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成为大势所趋，化石能源也将逐渐退出世界舞台。这场能源革命将引发新一轮工业革命，而中国也将依靠可再生能源这一先进生产力要素，推动构建新的零碳新工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