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寻求突破？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杜祥琬向记者表达了他的观点。

 

 

我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运输结构偏公路等问题尚未根本改变，导致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以2020年为例，全国仍有37%的城市PM2.5浓度超标，其中24个城市超标50%以上；77%的重度污染由PM2.5引起，个别城市重污染天数超过40天。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末端治理空间和减排潜力越来越小，一味延续传统方式不再适用。杜祥琬提出，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减污与降碳需协同增效。“减污针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细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降碳是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二者概念不同，但是同根同源，在工作方向上高度一致。大部分大气污染物及二氧化碳排放，均来自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燃烧。”

 

“目前，减污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大气环境尚未实现根本性好转，PM2.5浓度还处于高位。”杜祥琬坦言，已有成效主要是靠末端治理，诸如燃煤电厂脱硫脱硝、工业尾气减排等方式，作为根本之道的源头治理措施却占少数。“近两年，我国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逐年下降，但煤炭消费总量并没有下降。从绝对量来看，整个化石能源消费是在上升的。”

 

杜祥琬还注意到，我国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绝对值却未减少。“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量较去年、前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1%和8%。减污与降碳协同治理了吗？还有观点认为，碳中和就是让碳汇量等于排放量。这样说有点简单，一定要通过二氧化碳绝对量减少，使减排后的剩余排放量与人类活动增加的碳汇、碳吸收利用量相对平衡。”

 

 

在杜祥琬看来，减污降碳仍需克服巨大困难，为此首先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

 

从大气污染排放来看，各种污染物来源多样、成分复杂。“但多项研究一致表明，源于煤炭、石油等燃烧产生的一次颗粒物、二次颗粒物，占到PM2.5排放的2/3以上，包括移动源、工业源、生活源等。”杜祥琬表示，这是下一步减污的重点与难点。

 

再看碳排放情况，历经本世纪初的陡坡期，我国新增排放已进入趋缓期。总体来看，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并不算高，但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就是要通过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实现碳达峰，让排放量不再升高且开始下降。”杜祥琬向记者举例说明问题的严峻性，“我国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国土面积约为全球陆地面积的1/30，在这块土地上，每年消耗了全球煤耗的50%左右。单位国土面积消耗的煤炭，即煤耗空间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15倍。如果单独计算京津冀地区，排放数据更为严重，这也就不难理解京津冀及周边污染一度那么严重。”

 

杜祥琬进一步表示，高碳排放背后主要包括4个因素叠加影响。“一个是我国人口密度高，这是基本国情；二是我国单位GDP能耗强度依然偏高；三是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高，与欧美国家油气比例高的情况不同；四是在煤炭使用中，非发电燃煤比例较高。发达国家即便用煤，主要也是发电。我们除了发电外，接近一半的煤用于工业等领域，包括污染程度最高、最低效的散烧煤仍未完全消除。”

 

 

结合现状，杜祥琬提出，减污降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把握好节奏、积极稳妥发展。“既要防止‘一刀切’，比如以为简单地拉闸限电就是低碳，同时要防止转型不力带来的落后、无效投资。协同增效着力点在于源头治理。”

 

具体而言，一是节能提效，产业结构调整潜力最大，扭转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现状，进而减少工业等领域用煤。“技术进步也会带来显著的节能效果。比如改变工艺流程，一部分用煤环节改成用电或用氢，制造业生产的装备和产品采用低碳技术，采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和管理效能等。”杜祥琬提醒，重视固废资源化利用的价值。“提高资源化比例，可减少垃圾填埋所产生的甲烷等温室气体。实施垃圾焚烧发电或制沼气，能够增加可再生电力或生物质气。固废中含有色金属等多种再生资源，加以合理利用，有助于大幅降低冶金煤耗。”

 

二是大力推进能源清洁化、低碳化，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杜祥琬认为，在稳妥减少煤炭消费、清洁高效利用煤炭的同时，要注重回归科学产能，减少煤炭非发电用途。“非化石能源的发展还离不开储能技术支撑。未来5年，电化学储能成本有望降低1/3，未来10年再降66%-80%，由此带来的节电成本可抵消储能设备成本。”

 

杜祥琬预测，全国煤炭消费量可在“十四五”期间达峰，石油和天然气将在“十五五”“十七五”期间梯次达峰。“我们有望在2027-2028年实现碳达峰，峰值在105亿-110亿吨二氧化碳，其后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进入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阶段。在此驱动下，全国PM2.5平均浓度有望从2020年33微克/立方米降至2030年30微克/立方米以下，进而产生更强的协同效应，2060年进一步到15微克/立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