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电力为代表的能源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必须抓紧抓好的工作。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三新一高”，特别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是各项工作任务的重中之重。

 

目前我国电力供应状况如何？一些地方盲目上马“两高”项目，有的地方比特币“挖矿”泛滥，和拉闸限电是否有关？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难点是什么，如何克服？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储能设备技术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

 

 

记者：目前我国电力供应主要有哪些来源？各自的发电情况如何？

 

郭云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1至8月数据显示，我国各类能源发电占比依次为：火力发电71.9%、水力发电14.1%、风力发电6.8%、核能发电5%、太阳能发电2.2%。火力发电是最主要来源，煤是火电的主要原料。

 

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电力装机总容量达22亿千瓦，其中火电机组为12.5亿千瓦。2020年全国发电量为7.63万亿千瓦时，这些电量如果全部用火电机组供应，折算利用小时数约为6104小时，只占全年8760小时的69.68%。也就是说，假设全国发电量都由火电机组供应，平均负荷率也还不到70%。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拉闸限电肯定不是发电装机容量的原因。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数据，今年1至8月我国燃煤发电利用小时3089小时，燃煤发电机组远未达到设计的经济运行小时数5500小时。一边是发电产能出力不足，一边则是电力用户缺电严重，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据了解，我国标煤价格从1200元/吨跃升到目前的2000元/吨，导致担当电力生产主力军的大型燃煤发电厂亏损严重，面对高企的煤价，大型燃煤发电企业自然就失去了“求煤保电”的积极性。

 

水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虽然发展迅速，但暂时还难担重任。去年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分别为3.7亿千瓦、2.82亿千瓦、2.54亿千瓦，但是发电量分别为1.36万亿千瓦时、0.47万亿千瓦时和0.26万亿千瓦时，占比分别为17.77%、6.12%和3.42%。可以看出，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尽管超过了40%，但是发电量只占总发电量的27.3%。尤其是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比接近25%，但发电量占比不足10%。

 

 

记者：最近一些地方顶风上马“两高”项目，这和拉闸限电有何关系？个别地区此前出现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挖矿”现象，“挖矿”与“限电”之间是否有联系？

 

郭云高：在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工作方面，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专项检查，截至今年8月，督促各地压减拟上马的“两高”项目350多个，减少新增用能需求2.7亿吨标准煤，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相比，不少地方的决心力度和工作成效还存在差距，一些突出问题仍亟待解决。部分地区盲目上马“两高”项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力供应，推动了当前拉闸限电情况的出现，但这并不是拉闸限电的主要原因，因为一些未运行的高耗能项目尚未在能耗方面发挥影响。

 

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指的是通过专用“矿机”计算生产虚拟货币的过程。虚拟货币“挖矿”是高耗能项目，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对国民经济贡献度低。剑桥大学替代金融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2021年5月10日，全球比特币“挖矿”的年耗电量大约是1493.7亿度电，这一数字已经超过马来西亚、乌克兰、瑞典等国的年耗电量，接近耗电排名第25名的越南。今年1月，伊朗政府曾指责比特币“挖矿”行为导致该国电力中断。

 

不止如此，“挖矿”项目对产业发展、科技进步等带动作用有限，加之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风险越发突出，其盲目无序发展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能减排均带来不利影响。

 

国外有研究显示，目前超过65%的比特币矿工来自中国，其次是美国和俄罗斯，人数各占约7%。在我国，“挖矿”活动多集聚在新疆、内蒙古、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电力充盈、电价便宜。然而，“挖矿”项目的巨大能耗加剧了地方的缺电程度，扩大了限电的范围，与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应当引起重视。

 

今年以来，我国虚拟货币监管政策全面升级，清退“挖矿”活动与禁止相关业务活动双管齐下。9月24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通知，宣布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将被正式列为淘汰类产业。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文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被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

 

 

记者：我国“双碳”工作的难点是什么？

 

郭云高：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国际上看，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意味着我们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减碳显著，这是我国“双碳”工作的难点。经济稳定增长离不开能源消费，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节能减碳，这样的两难选择就是发展中的阵痛。打个比方，我国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路上，就好比登峰在望的汽车，既要收油门又要登顶，拿捏不好，就会熄火溜车、不进则退。要统筹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能源低碳转型，难度很大。

 

这种艰难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可窥一斑。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约49.8亿吨标煤，化石能源占比超过80%。规模如此巨大的化石能源消费，任何“跃进”式的“换赛道”都会导致社会生产和生活用能的供应问题。

 

此外，我国能源产出率与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24.4%，节能量占同时期全世界节能量一半左右。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投入代价仍明显偏高。2018年，我国能源产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74%，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48%。同时，我国地区之间能源产出率差距较大，最发达省份与最不发达省份之间相差达8倍以上。考虑到发达国家能源效率还在持续进步，我国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必须持续大幅提升能源产出率。

 

记者：此次“拉闸限电”进一步凸显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一些地方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和问题？

 

郭云高：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当前，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三新一高”，特别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是各项工作任务的重中之重。

 

作为服务能源环境企业的行业组织，我们经常会听到企业的一些“心里话”，他们对倡导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肯定是支持和拥护的，但对地方不尊重行业实际、不尊重企业运行规律的“急刹车”“猛转舵”式的推进方式“吃不消”。对于个别地区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不够到位的问题，应抓紧纠正和解决。

 

各级政府不应简单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当成任务和压力，层层传导给企业，应帮助大家理解新发展理念带来的好处和机遇，引导大家自觉践行。个别地方对于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错漏，研判预警不够、引导容忍不够，运动式推动、运动式执法和运动式关停现象时有发生，结果适得其反，应引以为戒。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决不是简单的排污指标、控碳指标和能耗标准，而是需要企业理解、公众支持，需要循序渐进、技术支撑。各级政府应按照中央“放管服”的要求，以“店小二”式的服务意识，做好新发展理念的传播者、服务者和践行者，而不是旁观者。

 

在实际操作中，希望各地各部门坚持能效优先和保障合理用能相结合、普遍性要求和差别化管理相结合、政府调控和市场导向相结合，注重统筹谋划，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

 

 

记者：有观点认为，通过转型升级切实把能耗降下来，才是高耗能企业应对限电调控的根本之道。我国部分制造业企业处于产业链下游，对煤化石能源等依赖度过高，亟待转型升级，对此您怎么看？

 

郭云高：世界500余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余项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是全球最重要的“世界工厂”，但部分产业还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化石能源占比超过八成，极度依赖煤化石能源。再不转型升级，将引发两个安全问题，一个是能源安全问题，一个是气温升高危及人类生存问题。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项控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正是引导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

 

在认识到差距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我国在轻工、纺织等传统工业领域有了较强的竞争力，一些重大装备、消费类及高新技术类产品的质量也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产生了一批具有较强质量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引领行业发展的领先型企业。可以说，我国已经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低端装配环节，成长为中高技术产品比例不断提升的主要出口国。在诸多新技术、新产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技术发展尤为显著。

 

面对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对供应链带来的压力，我们不仅要推动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而且要克服关键技术对国外供应商的过度依赖，增强在各产业链上的供给和配套能力。要以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开展技术创新，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记者：顺应“双碳”形势，走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之路，下一步的着力点是什么？

 

郭云高：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更加务实，聚焦能源生产（替代减碳）、能源消费（节能减碳）、人为固碳（碳捕捉）“三端发力”。

 

优先考虑节能减碳。国家发改委强调碳达峰碳中和与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一脉相承，要扎实做好结构节能、技术节能、管理节能，而不是寄希望于某种技术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积极做好替代减碳工作。中央财经委第九次会议强调，“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要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工业领域要推进绿色制造，建筑领域要提升节能标准，交通领域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

 

稳妥推动人为固碳工作，通过生态建设、土壤固碳、碳捕集封存等组合工程去除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2021年6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请报送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项目有关情况的通知》，通过科学评估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和项目现状，以便有力有序组织后续工程。